2014年7月9日上午，我才进办公室门，桌上电话就叮铃铃响起。我快跑接起。“钱法官，我是袁龙的儿子小袁，我们今天将剩下的九万六打到你们法院的账上了，这个案件就可以了结掉了吧？”我提醒他将汇款单专递给我作为凭证。挂掉电话，心情顿时大好。

    第二天，我就收到从南京寄来的快递，里面除汇款单外还有一张纸，纸上写着：“钱法官你好：袁龙已将剩余款项96000元一次性给付江路，感谢您多年的辛苦，愿伤者早日康复！谢谢。”看着这并不工整的字体，我感慨万分。从事执行工作多年，平日里遇到众多“老赖”，但今天这个被执行人不仅没有玩那些“老赖”惯常使用的“一骗二躲三逃四赖”伎俩，居然主动提前按和解协议分文不少履行了义务！

    袁龙缘何成为被执行人？这得从4年前发生在江苏金坛的一场车祸说起。这场车祸使袁龙与江路两家都遭受重创，受害者江路构成I(一)级伤残。法院依法判决袁龙赔偿江路人民币443108元，这一天文数字对本就贫困的普通农家而言，不啻晴空霹雳。年过花甲的袁龙，哆嗦着手捧过生效判决书，根本不知道如何赔偿这笔债务。

    受害人江路于2011年11月向金坛法院申请强制执行，案子到了我的手里面。次月20日，我与双方当事人初次见面，双方两大家族俱浩浩荡荡而来，且受害方是带着被褥来的，这阵势摆明了告诉法官和对方当事人——如果不解决的话就不走了。

    每年的交通事故赔偿标准都在不断地提高，但是对于普通工薪阶层来说，车祸猛于虎，伤害的往往是两个家庭。对于交通事故案件的执行，我一贯主张和解，也极力撮合双方和解。

    不足30岁的江路因为该场车祸失去了双腿，急需这笔钱进行后续疗养，而且还有两个年幼的女儿需抚育。袁龙年过六旬，家住农村，除了种地，就靠这肇事车辆维持生计。

    我引导双方看到对方的困难，也亮明了我的态度，双方终于互谅互让，达成和解协议：江家同意袁家给付256000元了结此案。袁家七拼八凑，当天凑齐了12万元。余款江家同意袁家每年12月20日前给付2万元直至还清为止。

    我知道，这份和解协议是有履行风险的，因为双方当事人均不在金坛：一方在安徽亳州，一方在南京江宁。我担心，如果被执行人不履行和解协议，怎么办？由于和解履行的时间较长，我在工作笔记上记下了袁龙应当履行的期限，以便到期提醒。

    翻看工作笔记，仅历时3年就将和解协议履行完毕，这其中没有一次逾期履行，最后一笔还提前全数给付了余款。

    掩卷长思，作为执行局工作人员，我常在当事人的吵闹中度过，但这位淳朴的被执行人却如一缕清风，让我深深感动。我常想，如果所有被执行人都能像他这样诚信、守信，那么就不再有失信被执行人黑名单，就不会有那么多需要进入执行程序的案件。司法权威的树立要靠强制执行，但最理想的状态应当是人们出于对司法权威的信仰和尊重，自愿履行司法裁判，这才是现代法治社会的基本标志。诚信社会机制的建设，需要靠我们每个人点点滴滴的努力。每个人点点滴滴的努力。

    本文摘自2014年10月18日《人民法院报》